数字媒体时代的“失信世界”

今年1月底美国智库发布的两份研究报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由爱德曼集团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公共机构的信任度出现大幅下跌，平均达37个百分点。该机构的负责人指出，“美国正承受前所未见的信任危机”，这是此项调查进行18年以来，首次出现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骤跌并非由于经济危机或重大灾难所导致的状况。

另一份由兰德公司发布的题为《真相侵蚀》的报告指出，美国新闻界正遭遇新一轮“真相侵蚀”浪潮的严重冲击，导致民主政治的根基遭到破坏，社会共识的交集日渐萎缩。

尽管这两份报告指涉主题不同，但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相互印证和呼应。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尽管在新闻史上的前几次“浪潮”中也出现过公众对权威信源和公共机构信任度下降的趋势，但从未如当下这般严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不信任情绪，人们似乎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对象。简言之，数字媒体时代成了“失信世界”的代名词。这个结论在爱德曼报告中也得到了佐证。如果说历史上的“信任危机”皆由外力所引发，而当下的“普遍失信”则是难以治愈的“内生性顽疾”。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真相侵蚀”还是“信任危机”，都与“假新闻”的兴盛直接相关。虽然假新闻古已有之，一直是新闻传媒业的“顽疾”，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由政治生态极化和社交媒体兴盛而助推的假新闻浪潮，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首先是其形态发生了变化，“假新闻”不仅仅指代那些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更多是指出于政治目的和商业利益而“制造”出来的“误导性信息”。例如，在“参与调查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FBI探员自杀”这则著名的假新闻中，“邮件门”和探员自杀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二者之间其实并无直接联系。这则假新闻的炮制者将其巧妙勾连起来，引发一系列阴谋论式的猜测。

其次，假新闻在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生态中发生了“变异”，成为受众表达抗议情绪的一种方式。在“后真相”社会中，情绪超越事实成为主导舆论的主要动力。受众用分享假新闻的方式来指代某种认知偏见和情感倾向，极易在具有强烈“代入感”的社交平台上“病毒式传播”，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发生“内爆”，对大选、公投等民主政治实践产生颠覆性破坏。更有甚者，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互动性的信息传播平台，受众可以通过转发、点赞等形式介入新闻全链条产制的各个环节，这就使得假新闻的流动愈发难以控制。

第三，近年来席卷西方世界的“假新闻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力于“算法推送”的新技术，通过记录和分析用户以往的浏览偏好，向其推送可能感兴趣的新闻内容。这样一来，用户被包裹在充斥同质化内容的“信息茧房”中，其认知和态度极易受到“过滤气泡”的操控。简言之，这种算法推送机制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假新闻的泛滥。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交平台上的假新闻浪潮演变为疯狂滋生蔓延的“信息黑死病”，互联网成了“分裂网”，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阻碍。2017年3月12日是“万维网”诞生28周年纪念日，其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发表公开信，把当下如“野火”般肆虐的假新闻与个人信息被黑客盗取、政治传播被网络“喷子”所操弄列为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三大挑战。2016年以来西方政坛“黑天鹅”频出，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遭遇严重撕裂都印证了假新闻的泛滥所产生的惊人破坏力。

在此背景下，对社交媒体时代泛滥成灾的假新闻进行治理，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利益攸关方”之间形成广泛共识。要有效应对当下“真相侵蚀”和“信任危机”的挑战，就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和民间自组织等各方通力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