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视角的宏观经济学

向松祚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将阐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各种理论和学派分为三类:侧重货币总量和货币传导机制的经济周期理论;侧重信用总量和信用创造机制的经济周期理论;侧重科技革命和实体经济变量的经济周期理论。我们将这三大理论分别称之为货币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信用视角的宏观经济学和真实经济视角的宏观经济学。

  时至今日,宏观经济学者仍然在这三大领域里面打转转。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经济学者忙于探索危机根源,目前至少有14个假说,这些假说的大多数都可以归结于信用扩张过度或信用机制失灵。

  前辈经济学大师里,马克思熊彼特最重视信用和信用创造,较少或几乎不重视货币。马克思《资本论》围绕“货币转化为资本”长篇大论。熊彼特对信用创造的强调举世闻名,他将信用创造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关键特征(另外两个是私有产权和利润驱动)。

  信用制度和信用创造是熊彼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须臾不可分离的基本条件。因为企业家或创新者,与资本家或投资者具有本质的不同,二者之区分或二者能够分离,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费雪早期既重视货币创造,亦重视信用创造,晚年则着重强调信用创造机制。他的“债务-通缩”理论就是信用传导机制理论。很少有人注意的是,费雪经典名著《利率理论》所阐述的利率理论,其实是没有货币的利率理论。易言之,依费雪看来,信用和利率是不需要以货币为媒介的。

  凯恩斯从马歇尔的追随者,转变为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发动“凯恩斯革命”,开启现代宏观经济学,关键点亦是对货币的看法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凯恩斯信奉货币数量论、货币长期中性、“真实经济与货币的二分法”以及萨伊定律。

  “凯恩斯革命”之后的凯恩斯则抛弃货币数量论、萨伊定律和货币中性学说。《通论》的核心理念是预期、不确定性、价格刚性、信用市场摩擦、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陷阱、真实利率理论与货币利率理论之关系,实际上是将研究重心从货币转向信用。

  凯恩斯亦承认利率理论无需货币之介入(与费雪的真实利率理论相同)。当然,货币一旦引入经济体系之后,利率之形成机制和结构就出现重大变化。真实利率理论和货币利率理论之关系,是《通论》全部逻辑的重要环节。

  非常有趣的是,与经济学者相比,历史学者往往高度重视信用创造和信用过度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决定性力量。我多次引用法国年鉴史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对人类信用历史重要性的真知灼见。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是近年来英美史学界的耀眼明星,他的畅销书《货币的崛起》从历史角度剖析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之起源。其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如果没有异常宽松的信用创造,就不会出现真正的金融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

  货币与信用之区别,货币创造与信用创造之区别,代表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两个不同机制,代表了经济学者阐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两个不同视角,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货币视角宏观经济学和信用视角宏观经济学。

  货币视角宏观经济学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货币,信用视角宏观经济学的关键则是如何理解信用。从强调交易媒介功能还是强调价值储存功能,我们就可以将经济学者分为两大派,一派学者强调交易媒介,另一派学者强调价值储藏。起点不同会导致推理和结论大相径庭,对经济体系的看法就有天壤之别。如果将价值储存和金融资产看作是货币的主要功能,思维路线实际上就已经跨入信用创造领域了。

  大体而言,古典经济学者及其追随者始终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货币数量论、货币长期中性、自然失业率假说、理性预期学派等众多宏观经济理论,皆由此发端。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主要强调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和金融资产功能,将货币与债券、股票和其他所有金融资产等量齐观,宏观经济学里的资产组合理论和信用机制理论,追根溯源,就是源自对货币价值储存功能和金融资产功能的强调。

  货币视角所发展起来的几个重要命题,笼罩了数百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它们分别是货币数量论、货币长期中性、货币幻觉、理性预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数量论是从货币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经济体系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学说。货币长期中性假说则是货币数量论的推论。

  如果说货币数量论是一个实证意味浓厚的理论,货币长期中性则是一个哲理意味浓厚的学说。李嘉图首次明确提出货币长期中性学说。他有一句名言:货币只是一层面纱。从这个基本哲学命题出发,衍生许多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包括萨伊定律、货币-实体经济二分法、齐次性假设、理性预期学派等等,都可以从货币只是一层面纱里推导出来。

  货币数量论或货币长期中性假说,对于经济学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就连凯恩斯也不禁慨叹:李嘉图的货币中性学说就好像圣神天主教义征服西班牙一样,完全征服了整个英国经济学界,并且深深影响了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货币视角的宏观经济学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马克思、熊彼特和费雪所开创的信用视角宏观经济学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与李嘉图命题的哲学魅力有极大关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